任泽平: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

原标题:任泽平: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熊柴周哲

导读

我们在前期一系列人口报告中提出,当前出生人口持续下滑、老龄化日益加快,中国生育政策亟待调整。 但是,由于中国人口领域长期存在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导致生育政策调整仍被拖延。本文就中国人口的适度规模、人口素质和数量哪个更重要、该不该放开生育等三大问题进行客观理性的探讨。

摘要

结论:我们呼吁,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到来,生育意愿大幅降低,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 我们认为,人口 承载力随着技术进步等不断提高,不存在静态、绝对的适度人口; 人口质量很重要,人口 数量同样重要; 人口形势严峻,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应继续拖延。事关每个家庭的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国运。

过去我们一直呼吁的“新5%比旧8%好”、“实施都市圈城市群战略”、“推动供给侧出清开启中国经济新周期”、 “以二次入世的勇气推动改革开放” 等逐渐成为政策共识,当前我们呼吁“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以引导公共政策讨论、认识、调整,推动社会进步。

风险提示:政策调整不及预期

目录

1 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

2 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

2.1 3亿人美国强于14亿人中国,人少一点也可成为大国?

2.2 人工智能时代逐渐来临,我们还需要那么多人吗?

3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1 全面放开会导致“越穷越生”吗?

3.2 生育政策调整应谨慎还是加快?

参考资料

正文

最近我们的“人口”系列报告引发了民众大讨论,争论焦点集中在三大方面:1)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2)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3)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1 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

“适度人口论”理论上是使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和使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最优人口规模,从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开始形成明确系统理论,民国时期传入中国。“适度人口论”是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石。当前支持此种观点的人仍不在少数,这是一切人口争议的源头。

反方观点:胡保生、宋健、田雪原等学者1980年代初从粮食、资源、环境、就业等多个角度测算,百年后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亿左右;如不控制人口,2080年中国人口或达43亿,由此论证独生子女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1980年前后中国人口约10亿,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面临诸多问题,如住房困难、生活必需品供给紧张、就业困难等,人口众多一度造成社会压力。宋健(1980)测算,按照1975年总和生育率3.0测算,2000年中国人口将达14.15亿、2080年将达42.64亿;按照1978年总和生育率2.3测算,2000年中国人口将达12.82亿、2080年将达21.19亿。在此背景下,多个学者开始测算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如胡保生(1981)从森林、土地粮食、水、二氧化碳、能源、粮食、鱼、GNP、用地等对人口的约束出发,认为百年后人口规模7亿为好。宋健(1981)从中国水稻、玉米、牛羊肉、水产品等产量和营养水平出发,测算出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5,百年内营养水平达不到美国目前水平;如果总和生育率为2,百年内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因此要想百年内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的营养水平,适度人口规模应该在6.8亿以下。田雪原(1981)认为减少人口有利于控制就业,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7亿间。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开启了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而“适度人口论”为其论证了合理性和必要性,成为了其坚实的理论基石。

2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

在当前社会,人力资本重要性愈加凸显,加之人工智能将大量替代人工,人口数量还有那么重要吗?

2.13 亿人美国强于14亿人中国,人少一点也可成为大国?

反方观点1:国力主要由人口质量决定、而非人口数量,如3亿人的美国比14亿人的中国更强大,李小平、程恩富等学者认为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西方发达国家即便人口不再增长,经济仍在持续发展,说明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创新”而非“人口增长”。靠人口数量堆积的GDP是低质量的GDP,无助于人们获得实际的幸福感。人口红利的终结恰恰可以推动中国走到靠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正确轨道,因此关键不在于人口数量,而在于提升国民素质。李小平(2004)认为,中国如果要赶上美国的人均GDP,在超过13亿人口的情况下GDP规模需要达到52万亿,超过了目前全世界GDP总量、无法实现,因此只能通过减少人口来实现。因此他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即100年内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之间,200年内降到3-5亿之间。程恩富(2010)则认为只有实行较严格的“一胎化”的政策,使总人口"先控后减",即总人口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才能尽快赶上欧美日韩等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第二,人口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人口众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场,供给端提供充足劳动力和更多人才。人少一点人均GDP更高的观点只看到了人口对经济的消耗,忽略了人口对经济的创造。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且作用更基础、更长效。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证明人口总量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现实中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减少人口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相反,包括日本、欧洲诸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均在鼓励生育,力图保持人口增长。

2.2 人工智能时代逐渐来临,我们还需要那么多人吗?

反方观点2:人工智能可以取代许多人的岗位,大量人口将成为负担而非劳动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就业都可能成为问题,不应鼓吹“人多力量大”的旧思维。

未来20年人工智能或取代26%的工作岗位,但也可能增加38%的岗位。普华永道2018年发布《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预测,未来20年人工智能将为中国创造12%的净增岗位,相当于增加约90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人工智能将取代26%的岗位,尤其是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分别将取代36%和27%的岗位,同时人工智能将创造38%的岗位,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建筑业将创造50%和48%的岗位。人工智能对就业不仅有替代效应,也有收入效应,即人工智能更节约成本,导致公司产品价格更低、消费者实际收入更高,促进消费,进而促进公司扩大生产、公司雇佣更多劳动力、创造更多工作岗位。

并且,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的消费功能,人口减少导致的需求萎缩将拖累经济发展。供给和需求同时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人不仅通过生产促进经济发展,也通过消费拉动经济。没有供给就没有产品和服务,没有需求也就没有生产的必要。人工智能或许可以替代人的部分生产功能,提高劳动力的单位产出,但不能取代人的消费功能。当人口规模萎缩带动消费需求萎缩,生产也将随之萎缩,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3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近年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讨论十分激烈,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较之前的“完善生育政策”有所改进,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政策框架。

3.1 全面放开会导致“越穷越生”吗?

反方观点1:全面放开生育会造成富裕阶层和农村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不利于社会公平,且农村出生人口或爆发式增长,人口素质将下降。全面放开后只有生得起养得起的富裕阶层和只管生不管养的农村贫困阶层才会生三胎四胎,城市中产阶级因成本高不敢生。现实中农村生育积极性高于城市,但他们生育后不好好教育、无法做到优生优育,增加的只是创造价值有限的底层劳动力。

我们认为,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1968年《德黑兰宣言》规定,父母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1969年联合国的《世界进步和发展宣言》充分肯定了这一原则并规定,父母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量和出生间隔的专有权。生不生、生几个本应由家庭自主决定,但在中国却格外受政策影响,全面放开只是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鼓励生育也绝不能和限制生育一样采取强制性措施,只是构建生育支持体系,让一切想生育的人顾虑少一点、负担轻一点,愿意生的可以多生,不愿意多生的也可以不生。而且,相比此前对不同民族和城乡采取有区分的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生育可以构建更加公平的生育政策环境。

3.2 生育政策调整应谨慎还是加快?

反方观点2:政策调整应该谨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励二胎生育,或有条件地放开三四胎生育。政策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可以更大力度鼓励二胎生育,或是逐步放开三四胎生育,如对高学历人口、双独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生育率较低的城市等放开,采取有区分的生育政策。

我们认为,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独生子女政策原本就计划执行30年,但翟振武等人曾估计“全面二孩”将使出生人口峰值达到4995万,屡屡拖延政策调整时机。1980年9月,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启,政策设计之初就以30年为期限,“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然而在21世纪初关于人口政策的激烈讨论中,保守派占据上风,生育政策调整屡屡被拖延。宋健等人(2007)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十一五”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出台文件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翟振武(2014)测算,如果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将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4.5,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翟振武(2015)测算,“单独二孩”将使未来4-5年内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30-160多万人,共计将新增出生人口的总量约为660万人。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2014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万,2015年甚至比2014年减少32万。翟振武(2016)又测算,“全面二孩”政策将使未来5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60-470万。2015年12月中央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2016年出生人口仅比2015年增加131万,2017年比2016年减少63万,2018年甚至比2017年大幅减少200万。尽管翟振武的预测较之前大幅调低了,还是远高于现实水平。一直以来保守派对政策的影响更大,中国的生育政策调整沿着“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步骤谨慎推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效果明显低于预期后,仍有计划生育领域的官员称“全面二孩已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如果配套措施完善未来仍有释放潜力”(详见恒大研究院2019年8月报告《要不要放开生育?——中国人口大论战》)。

我们建议,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构建生育支持体系。未来十年育龄妇女规模快速下降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提升总和生育率水平。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来源:金融界网站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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